2019年7月19日，首届“澎湃·镜相”写作大赛颁奖典礼落下帷幕。本次大赛于2019年1月23日启动，由澎湃新闻主办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、今日头条联合主办，旨在挖掘极具价值的时代标本，培育优秀写作者，并长期孵化纪实类佳作。学术评审、业界评审两轮匿名制交叉打分，最终决选出“镜相”特等奖1名，一等奖2名，二等奖3名，三等奖4名，优胜奖、提名奖若干。
“镜相”栏目将陆续刊出对大赛前十名获奖者的访谈，挖掘他们创作背后的故事，探讨对非虚构写作的理解和展望。今天的访谈来自特等奖得主余同友，他的获奖作品是：《村里有座庙——对1990年安徽东至“1·24海难”民间记忆的打捞》。
（获奖作品见明日微信推送。）
采访并文｜薛雍乐
在搜索引擎里输入“一·二四海难”、“安徽东至1990”的关键词，几乎搜不出任何有效结果。在信息一刻不停从四面八方轰炸而来的当下，我们已经很难想象，一起造成112人遇难的撞船事故，曾需要近半年时间才传到同省的县城，然后就被淹没于混沌的未知之中。
在首届澎湃新闻“镜相”写作大赛中，凭借《村里有座庙》获得特等奖的余同友三次重返事发地，采访幸存者、遇难者家属及救援人员，打捞起这段被遗忘的往事，还原出逝者鲜活的面貌和生者绵长的回忆。终审评委评价称，本文“题材厚重深邃，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。同时，文字冷静克制，没有丝毫的过度渲染……细节充沛，立意深远”。
在接受澎湃新闻（www.thepaper.cn）采访时，余同友表示，每一个平凡的个体都值得被记录，自己有责任用文字为那些逝去的生命立一座纪念碑。他也从职业作家的角度，对加强非虚构的沉淀和文学性提出了建议。
余同友：我出生于70年代，学的是财务管理，跟写作没什么关系，后来在机关做公务员，再到当地报社做了十年的编辑和记者，2009年调到安徽省作家协会，属于半个专业作家。我从小就有一个写作梦，在学校里就开始写了，一开始写诗歌、散文，后来开始写小说。余同友：这起事件发生在1990年1月，我当时在老家的一个乡镇做实习生，离事发地点大概有七八十公里。那时资讯很不发达，外面知道这起事件的人很少，但慢慢就口口相传，等传到我这里的时候，已经是夏天了。后来过了几年，我到市里的报社上班，碰到县里的人，在偶然闲谈间听他们说了，我才第一次知道那时竟然死了那么多人，很震惊也很疑惑，就一直惦念着。我特别关注这个题材，可能跟个人经历有关。我少年的时候，母亲就死于一场意外事故，所以，对死亡的理解、对逝者的惦念，我可能比别人体会得更深。虽然我很想写，但采访难度非常大，一开始没打算自己写。大概从十年前开始，我就把这个选题不断推荐给其他写作的朋友。可能他们觉得有难度吧，我前后问了两三个人，他们都没写。2017年，有一家我认识的文学类杂志开设了一个非虚构栏目，我跟编辑吃饭的时候又聊到这件事。对方说：那就你写吧。我就准备试试，专门请了一个星期的假，去了事发地。写成非虚构是定下来了，但怎么写我心里没有底，一直写了三稿，几乎都是推倒重来。我写中短篇小说的时候，从来没有为一个故事写过三稿。第一稿，我是以寻找真相的视角去写，写得很不满意。第二稿我把自己的情感带进去写，发现也不行。最后一稿才改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澎湃新闻：你有没有想过把它写成小说，为什么要把它写成非虚构？余同友：我觉得这不适合写成小说，或者说，我不知道怎么将它作为素材写成一个小说。这起事件对我的冲击太大了，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在于为遇难者立一座文字的纪念碑。标题是《村里有座庙》，我就想用文字来搭建一座庙，来表达对这起事件的关切。澎湃新闻：你是怎么找到那些受访者的？三次寻访你分别做了什么？余同友：找人其实费了一番功夫，毕竟事情过去了将近30年，对地方上来说也不是一件光荣的事，所以我把困难预估得比较充分。好在我有一些当地的文友，所以一开始是通过他们来联系。但行政层面是绕不开的，后来我找到县里以前的一位宣传部领导，他参与了整个善后过程，在那里待了20多天。我就请他带我去了。当时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，有的现在都不在当地了。2017年我第一次开车去，在县里的各个乡镇一共跑了三天，只要有线索，我们就赶过去。我们是通过村委会去采访的，一开始我没把意图说得太明白，只是跟当事人聊天，慢慢说服了他们，被他们接受了。第二第三次我都是单独去的。第二次是想去核实一些细节，包括到现场江堤上寻访当时立的一块碑。我完稿后给了那家文学期刊，他们不太敢发，另一家文学期刊也想要，最后还是没发。今年初我刚好看到澎湃的非虚构大赛，就想试试。所以在2019年初，我第三次去了当地，为修改稿件找了一点感觉，没有进行采访，就是走走，感受一下村庄、田野的气氛。
澎湃新闻：你有没有用什么技巧，让受访者尽可能多说一点？余同友：他们的伤痛在表面上已经看不出来了，但随着交谈的深入，巨大的伤痛其实一直都存在，就像人身上的伤口一样，看上去愈合了，可一遇到天气变化就会疼痛。我想，到特定的那个日子，每一户当年出事的人家肯定都会很伤感，那种阴影想完全去除干净是不可能的。我第一次采访选在一个村民组长的家里，就是文章里失去弟弟的张华柏。因为是中午，说着说着，一些吃饭的左邻右舍就聚过来了，一旦打开了话匣子，他们就愿意说了。其实还有好多人有线索，但他们不愿接受采访，也有些是我不忍心去采访。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，有一个老太太的媳妇和女儿当年在船上，都没有了，老太太后来过得很辛苦也很贫困。她听我们大家说话时一直没开口，就在那里流泪。我想问她的时候，村民组长把我拉出来，让我不要问她，因为她太苦了。后来就算了。余同友：可供参考的几乎没有，我查了一些报纸和档案，所能查到的资料基本上都在文中呈现出来了。我找了一本当地出的《东至文史》，但也就是短短的几十个字。还有一份不公开的政府纪要，我是托朋友帮忙找的。澎湃新闻：你如何弥补历史信息的残缺，又如何还原无法亲眼看到的情景？余同友：我找到了逝者的亲属、亲历的幸存者，以及救援人员、当时的县长，从各个阶层建立一条证据链，一环一环来互相弥补，力求从整体上还原当时的情境，不能光从片面去调查。在很多地方，我直接引用了当地人的方言。像他们说“看一看”，不是说“看”，而是“望一望”，还有“把肝都哭出来了”等等，我觉得一般人也能理解，所以就直接引用了原话。我还写了一位找不到儿子的中年女子，她在除夕夜很痛苦，一直在哭，母亲跟她说：你锅上也哭锅下也哭，哭坏了怎么搞？“锅”指的是乡村里面的锅灶，上面炒菜，下面烧柴火，我也拿来引用了。在还原场景方面，我基本没有想象，大都是根据受访者的说法，除了个别地方会渲染一下气氛。比如我写雾像“炸裂”开来，这是文学化的语言，跟事实也不矛盾。我总体是尊重采访得来的原始素材的，因为我觉得受访者说得比我描绘得更好，有些东西是想象不出来的。澎湃新闻：灾难是很痛苦的，我们为什么要记住它们？对于过往的灾难，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？余同友：这是一种使命。1995年日本发生了阪神淡路大地震，那里的纪念碑上有一段碑文，我觉得可以很好地表达我的想法：“1995年1月17日5时46分的阪神淡路大地震，震灾夺去了生命、工作、团聚、街景、回忆。人类是多么渺小，我们甚至无法预知一秒钟之后将要发生的一切。震灾留给了我们温情、关爱、互助、友人，这个灯火，连接着被夺去生命的每一位逝者和我们的追思。”这么多人的生命半途夭折了，如果没有一点记录，我觉得那是对生命的冷漠和不尊重。有一家媒体开设了名叫“逝者”的小栏目，让普通人写他们逝去的亲戚朋友，我经常会读，因为它表达了对平凡生命的关切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每天都沉浸在悲痛当中，但有一些经验和教训可以汲取。事件中的人可能是无辜的，该记录的还是要记录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。
2019年1月，日本各地举行阪神大地震纪念活动。东方IC澎湃新闻：你在创作手记里面写道，决定不从猎奇的角度去写，而是如实地记录，这两种写法的区别在哪里？余同友：我觉得，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抱有猎奇的态度，哪怕是写游记，对于相对欠发达或落后的地区，如果作为闯入者去写，我觉得非常不妥当。写作首先应该怀着真诚的心态，将心比心——如果别人向我猎奇，我会很难受，所以我作为一个作者，肯定不能抱着猎奇的态度。在这篇文章里，其实有人给我讲了很传奇的一个细节。船要开的时候，有两个人打起架来，就离船上岸了，我写到这里就中止了。但其实有人告诉我说，那两个人起初在打架，看到船开走了、沉没了，觉得逃过一劫，就抱头痛哭，后来结为兄弟。我想，一来找不到当时的人求证，二来这不太可能是真的，因为那时大雾满天，他俩怎么能看到快到对岸的那艘船沉没的情况？如果我这样写了，肯定会吸引眼球，但我还是放弃了，不能写，这是一个态度问题。澎湃新闻：你在采写过程中，还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细节？余同友：还有一些细节我没写进去，比如陪我第一次去采访的那位领导说，当时工作队进驻到村里，睡在一个闲置的仓库里。仓库里有很多老鼠，他的脚就被老鼠咬了，当时也不能请假，回去后脚上一直流着黑水，还住院了，黑水流了大概半个月才治好。这些细节跟主题没关系，或者不够精炼，所以我都删掉了。余同友：难点是很难进一步挖掘。我采访的幸存者、受难者家属总数不是很多，如果要写得更深入一点，还得多找一些人去采访。但确实有人不愿接受采访，也有人是我不忍心去问。比如有逝者留下来的后代，现在在大学里读书，我找到了其中一个的联系方式，但考虑到是学生，我始终没敢采访，怕年轻人受不了。如果我找到更多联系人、做更多采访，估计会写得更好、呈现的面貌会更丰富一点。澎湃新闻：你之前接触过哪些非虚构作品，有没有对你影响比较大的？余同友：像美国彼得·海斯勒写的《江城》、《寻路中国》、《奇石》，我都看过，他给我们打开了非虚构的思路。后来我也读了得诺贝尔奖的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些作品，还有卡波特的经典著作《冷血》等等。国内的纪实文学我认可的主要有几部，一部是钱钢写的《唐山大地震》，还有以前刘心武讲足球的《五一九长镜头》，时间比较久远了。媒体方面，像南香红、李海鹏的作品，我基本都读过。还有国内这几年比较新的平台，澎湃镜相我是很早就关注了。但影响我这篇文章写作的，可能没有哪一部具体的作品。我当时找到了马尔克斯《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》，但没有读，怕读了会对自己有干扰。澎湃新闻：你自己之前有没有写过其他非虚构或纪实作品？余同友：写得不多，今年3月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出了一本书，40多万字，标题是《一条大河波浪宽：1949-2019中国治淮全纪实》，讲的是淮河治理。我们写的时候想偏重文学性，也做了一些探索。
澎湃新闻：你平时也写小说，怎么看待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关系？余同友：虚构和非虚构的目标是一致的，都想抵达社会生活的深处。当然它们也很不同，通俗一点说，虚构就是以假话来推演现实，非虚构是以真实来求证现实。比如写青蛙的鸣叫，小说可以虚构出一个池塘，青蛙在池塘里鸣叫，但非虚构必须得真有池塘才能这么写。我觉得虚构和非虚构彼此会相互促进。举个例子，去年我在写淮河治理的书，沿着淮河四个省走了很长时间，有一天来到淮河边的一座村庄，因为国家治淮，全村都搬走十几年了，但还有一对老夫妇在坚守。其实国家也给他们安排了房子，他们不愿去住，就两个人在那里，没有水电，自己买了太阳能的发电板、打水井生活。后来，我依据这个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《台上》（因为淮河边的庄子叫庄台），发在今年第五期的《安徽文学》，最近被《小说月报》选载了。我几乎完全是按照人物原型来写的，如果稍微变一下，就是一篇非虚构。所以这两者相辅相成，虚构可以表达出某些非虚构无法表达的东西，而非虚构会让作家走出象牙塔，迫使他们去采访，更接地气。澎湃新闻：许多文学杂志也刊登长篇散文，这和非虚构有什么区别？余同友：我的理解是，非虚构和散文有时边界很模糊，但还是两个不同的文体。相对散文来说，非虚构可能更注重新闻性，或者说是当下性。比如有些散文写很久远的事情，看上去是真实的，但和当下联系得不太紧密。非虚构的话题也需要是公共性的，或者呈现出一个开放性的姿态，让大家都可以参与讨论。散文可以只是写给一个人看的，但非虚构如果只写给一个人看，恐怕不太合适。澎湃新闻：文学界和新闻界的非虚构，侧重点会不一样吗，如何取长补短？余同友：我觉得确实应该取长补短。文学界这边的缺陷是，作者缺乏丰沛的生活经验和去现场的自觉性，容易悬在空中，落不了地。而新闻界的非虚构作品可能新闻性很强，但文学性不够，或者说是沉淀得不够。打个比方，我觉得尤其是我们很多国内平台推的非虚构，很多只满足于照相式的写作，好像到了现场后，“啪啪啪”拍了很多照片就发出来了，没有沉淀。我觉得，好的非虚构不应该是照相式的写作，而是整个身心都融入进去。在情感上不要一味猎奇，不是只关注流量和新闻性。还有一个是表达上的问题。我们很多非虚构作者在表达手法上比较单一，缺乏结构和语言上的追求，从文学上来说没有达到“陌生化”的效果。唱歌是说话的陌生化，跳舞是走路的陌生化，那就是艺术。我们的非虚构在这方面可能还有所欠缺。在文学性方面，李娟获得《人民文学》非虚构奖的《羊道》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。我有一个观点不知道是否正确：一篇好的非虚构，现在能看，10年、20年、30年以后还能看，这恐怕就是衡量非虚构优劣的最大的一个尺度。
余同友：一是肯定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，二是要深挖。比方说，我有一个朋友提前退休了，回到山里种了两亩田，亲身种水稻。每天待在那儿，看他是怎么播种、怎么管理农田的？稻秧每天又是怎么生长的？如果一点一点如实记录得特别到位，是不是就是一篇很好的非虚构？我觉得还是要从自己身边最有生活的地方、最熟悉的领域去写。澎湃新闻：你有没有关注到其他一些参赛作品，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？余同友：有一篇印象很深刻的是讲电信诈骗的《电话那头的克苏鲁》。《小厂之春》也不错，很有时代气息。澎湃新闻：你将来是否会继续去写非虚构，有没有特别想写的话题？余同友：估计不会很多，但还是会尝试写一些。我已经有一些题材想写了，但还没有采访。其中一个是动物保护，长江江豚据说现在总数已经比大熊猫还少了，种群生存非常艰难，我可能会对这方面有所关注。— 往期文章推荐 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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